原创  国学博览馆

　　《淮南子》卷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燕国方士卢敖被秦始皇派去寻找神仙求长生，此人在北部大海更极北方的蒙榖山上，见到一位身材相貌奇异的男子，深眼窝粗脖子，隆起的的肩背和窄瘦的身体很不协调，身着黑衣，正迎着风翩翩起舞。男子看见卢敖，遂收起手臂迅速逃至一巨大的石碑下面，钻进驮着石碑的龟壳，慢悠悠地吃着蛤蜊。卢敖走近他，自夸的说到：“我自幼喜欢四处游历，穷极天下万物之观，为此不惜背群离党，只有这北海之极没有来过，今天来到此地，看到你这样的异士，可否交个朋友？”龟背男子嬉笑道：“你这个中州子民，倒是能远游到如此之地来，不过这里比起我所去过的那些你们人间不知道地名的地方，也还太幽远了，相比那些地方的浩渺，这里就像个小房子一样！如南方的岡？之野，北方的沉墨之乡，西边的窅冥之党，东边的鸿濛之光，那里上无天，下无地，听无所闻，视无所见，此外更远的地方，还有汰沃之汜，而其外更千万里的地方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过，如今你仅仅来到这里，就敢说自己穷观天下，岂不是差得很远！你且在这里待着吧，我与汗漫相约在九垓之外，不能在此停留多久了。”男子说完举起双臂耸身飞入云霄，卢敖仰视已不见踪迹。

　　《淮南子》为汉淮南王刘安门客所作，秉承庄子思想体系，这一篇故事也是为了释义庄子的“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蟪蛄不知春秋”的原文语意。历史上可能的确有卢敖这个人，此人据说一去不返，当然也不会把这样的奇遇告诉后人，然而这篇故事的宏大时空叙述，一点也不逊色于“逍遥游”，因为“逍遥游”的时空尚在“四海之内”，而龟背男子所往来的地方却在层层无名之地之外，甚至是无天无地的宇宙空间之外了。这无限浩阔空间的遐想，一方面给后世诗人很多灵感，另一方面，也似乎是对道家宇宙星空观念的形象化描述。

　　在西周以来的古代中国全天星官体系中，二十八宿分属四象统领，北方之象神就是玄武。玄武为蛇龟一体，方色属性为黑色。故事中的龟背男子身着黑衣，也是暗示其为玄武的化身。《淮南子》中详细的记叙了天文，地理，时令，战略等方面的知识体系，所以在这样的细节问题上也不会没有来处。天空中的星辰，不但对应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空间，同时还和时间密切相关--陆地上的四季流转，八风鼓动，乃至农耕稼樯，战争和政治斗争，都与之息息相关。

　　除了四象，还有五星，分别是：东方之帝太皋，日为甲乙神为岁星，其兽苍龙，执规而治春；南方之帝炎帝，日为丙丁神为荧惑，其兽为朱雀，执衡而治夏；中央之帝黄帝，日为戊己神为镇星，其兽为黄龙，执绳而治四方；西方之帝少昊，日为庚辛神为太白，其兽为白虎，执矩而治秋；北方之帝颛顼，日为壬癸神为辰星，其兽为玄武，执权而治冬。

　　冬季，是太阴之属，也是四季变换的起点。北方之帝颛顼虽有附会之嫌，但是这个辰星和壬癸却有着非凡的意义。辰星，东方七宿之一，又名大火星，即东方苍龙之心的心宿二。据传早在颛顼时代就设有“火正”这个用以观测和祭祀大火星的官职。在《尚书·尧典》中记载：傍晚正南方天空可见大火星的时候，就是夏至。由于夏至是白天最长的时间，这一特殊时间节点被标记为“辰”。俗语中的“日月星辰”，指的就是与日月星三光有同等重要地位的辰星，即大火星。辰，原意为农作工具，作为一种赋予特别时间特别意义的标记，被沿用到生辰、良辰等词语中，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其本意了，而大火星的来历，更有一段关于天文历法的渊源。

　　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高辛氏（帝喾）有几个儿子，其中长子阏伯与四子实沉都十分聪明，但是却矛盾尖锐，互为死敌，高辛氏求尧帝把他们兄弟分封到距离最远的地方，使彼此不再相见，于是阏伯被封在商，即今河南商丘；实沉被封到大夏，即今山西南部。高辛氏让他们分别继承了两套观星术，实沉学的是以参宿三星定季节，阏伯学的是以大火星定季节。阏伯的后人建立了商朝，于是以大火星的运行轨迹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的观星体系就被沿用下来。

　　说到大火星，不能不提到一个题外话：荧惑守心。荧惑星，就是现代天文学中的火星。火星的运行轨迹不像大火星那样规律，所以这两颗又红又亮的星星难免会偶然的接近彼此的轨道，从地面看就显得十分诡异了，古人把这种现象称为“荧惑守心”，预示宫廷政变或帝王离世等重大灾祸。用观星术占卜吉凶，是古人对神秘自然力量的臆测，也被一些阴谋家用来蛊惑人心，所以古代中国记载的荧惑守心之类的天文异象很多时候并不那么可靠。诚如钱穆先生在其文章中所说：“而以儒家称道历史上之人帝相附会，于是有五天帝五人帝之强相配合，其说浅陋而陷于迷信，实犹远不如荒古相传素朴的宇宙论之较近情理”。和庄子老子时期相比，西汉时期的宇宙观杂糅了更多人为的牵强附会，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格化和鬼神化的星象因为具象化性格化变得更容易识别。

　　如上文所说的北方之帝，日为壬癸。壬癸属性为水，水分阴阳，而在《黄帝内经》中，天癸也指男女精血的成熟，壬为包蕴，冬季蕴含着春季的萌芽，太阴孕育着一阳始生。从北方之帝所执掌的冬季接过控制权的，是东方之帝。甲乙，为草木柔弱蜷曲，开始萌发生长。惊蛰前后，东方七宿的苍龙的大角星开始升起。二月二，龙抬头，既是大角星在黄昏时分浮现在地面以上，此时大地解冻，百姓祈求春雨降临，新的一年的春播又要开始了。我们现在沿用的农历的二月二，在上古时期可能就是正月初一，因为那个时候的天象和现在已经有了差异，而天文历法的演变也在不断的做出调整。古代中国的新年，和春耕，和星空的变化密切相关，而今我们虽然已经不再是劳作的农民，但这种由日月星辰循环往复组成的生机无限的宇宙观已经深入华夏民族的血脉之中。

　　《尚书·尧典》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以鸟、火、虚、昂四星在南方天空黄昏时的位置确定四季，以北斗星的斗柄方向的偏移指示时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从北纬35°华夏先民的祖栖之地看北斗星的斗柄运转，“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淮南子·天文训》。既然有五帝主管四季，那么在星象中是如何对应的呢？

　　如上文所说，东方之帝太皋执规而治春；南方之帝炎帝执衡而治夏；中央之帝黄帝执绳而治四方；西方之帝少昊执矩而治秋；北方之帝颛顼执权而治冬。这四方天帝所使用的工具规、矩、权、衡，都在中央天帝的掣肘下运转，而这个中央的皇帝所用的绳，就是北斗星。北斗七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为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为斗柄，古曰杓。《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故曰规生矩杀，衡长权藏，绳居中央，为四时根。”东方苍龙的大角星出现，是春天到来的象征，而太皋的规，被视为道一，由此化生万物，三月而为一时，所以古人以三为一个小周期，三三为一个大周期，在祭祀、丧纪和管理将士编队等方面都以三为制，在礼乐上也以九为黄钟大吕定宫商音律。黄帝的用神镇星，即现代天文学所说的土星。由土星和木星（古代称岁星）经过的二十八宿的运行轨迹划分为二十四节气，其中甲乙寅卯为木，丙丁巳午为火，庚辛申酉为金，壬癸亥子为水，中央戊己为土。彼此相生相克如同子母，顺则互为利益保有，逆则破灭困顿。由于天象的观测和农事，预测吉凶有如此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四季交替时的祭祀显得格外神圣，而也正是这样的天星系统完全为统治阶层所垄断，汉以后百姓懂得观星的人越来越少，随着儒家思想在王道正统的地位逐渐巩固，更为抽象的宇宙时空观走上了历史舞台，钱穆先生称之为从“畸物的宇宙论”转变为“性能的宇宙论”，其中代表为《易传》和《戴记》。

　　在《大戴礼记》（即《戴记》）的《夏小正》中，最早记录的二十八宿星象系统，并非中国独有，古代埃及、阿拉伯，波斯，和印度都有类似系统，然而古中国的先民们在这个无限循环往复的星象运行系统中融入的哲学思想，非神非鬼的四象和五方五色的概念，却与其他民族完全不同，似乎可以套用到任何实用的社会实践中，又似乎可以抽象为宇宙起源的神秘符号，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现实世界的宇宙观，而构建了这独特视野的理论体系，能跨越不同领域彼此穿梭于不同的思想维度和空间维度。这种宇宙观的根本，其实是以道家的归极于自然，倾向于唯物的基础，融合了儒家的致用现实的人格性，所以有了“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传》）”钱穆先生称其为，“自致己诚，自尽己性，”即充分的认识宇宙自然变化的规律，随其大化以成人事之变动，和合内外之道，虽然道家与儒释的观点不同，然而正如天地宇宙星空四季的变化有盈缺和阴阳流转一样，其互为补充和矛盾的部分，构成了华夏民族独特的宇宙时空观。尊重自然，礼祀祖先，宋儒的宇宙论和人生论的结合转化为天人合一的自我实践，道家的富有艺术精神的静观微诣和生生不息，如能像钱穆先生所言的“会通西方科学精神”，或许，这种古老而多元的宇宙时空观，能够给未来一个来自过去的启示。

　　参考文献：《淮南鸿烈集解》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徐刚王艳平著《星空帝国：中国古代星宿揭秘》